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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面临经济下行压力，对公贷款资产质量仍然在不断改善，这与银行业的整体资产质量趋势是保持一致的。上半年这11家银行的对公贷款不良率均较年初下降。对比来看，多数银行对公贷款不良率仍高于整体不良率，其中房地产业不良率相对较高，但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边际改善迹象。

很多人都听说过宋朝不杀士大夫，其实是源于宋太祖于建隆三年(公元962年)立下的一个“誓约”：

“密镌一碑，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，谓之誓碑……誓词三行，一云：‘柴氏子孙有罪，不得加刑，纵犯谋逆，止于狱中赐尽，不得市曹刑戮，亦不得连坐支属。’一云：‘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。’一云：‘子孙有渝此誓者，天必殛之。’”（《避暑漫抄》陆游）

宋朝的皇帝对这一“祖宗成法”大体上遵照不渝，算得上例外的除了钦宗时期诛杀“六贼”（六贼只有王黼、梁师成、朱勔能算是例外，李彦、童贯是宦官，而蔡京为病逝）和高宗时期诛杀张邦昌以及陈东、欧阳澈两个书生。至于众所周知的风波亭“莫须有”冤杀忠良一案，其实也算不上违背祖训，毕竟岳飞等人是武将，而非士大夫。

要不是倒霉的赶上“靖康之耻”，“六贼”在宋朝奸臣中还真排不上号

宋朝算得上是最为善待士大夫的朝代，如果要找个反例，那就非明初洪武年间可比了。不幸投胎在这个倒霉时代的士大夫们，摊上倔老头朱重八这么个主儿，只能怨自己前世不修，生在洪武了。

老朱杀人都杀出花儿来了，比如剥皮楦草

洪武大帝杀起士大夫来，那是不分时间、地点、场合的，只跟心情与需要有关，因此相关事件数不胜数。比较大的几起如“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，十三年连坐胡党，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，二十三年罪妄言者。”都是“大戮官民，不分臧否。”（《明史·卷一百三十九·列传第二十七》）但是影响最大的还属洪武年间的“四大案”。

先按照时间顺序，简单说下“四大案”。

1、胡惟庸案。

胡惟庸，濠州定远人，于元至正十五年投到朱元璋麾下，吴元年晋为太常卿，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政知事，六年为丞相，十年后与汪广洋为左右相。

洪武十二年，占城使者入贡未奏一事案发，汪广洋被胡惟庸推出来当替罪羊被赐死。次年，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图谋造反，朱元璋将二人一同处死。

老胡挺惨，连幅正经画像都没传下来

之后，胡惟庸谋害刘基、妄传符瑞、勾结边将、外藩欲图谋反等事曝光，于是在洪武二十三年复追胡惟庸之案。陆仲亨、费聚、李善长、林贤、封续等皆被处死，株连受死者3万余人，其中含封侯者20多个，并颁《奸党录》于天下。

此为洪武一大案。另插一句，胡惟庸也是中国两千年王朝史中的最后一位丞相。

2、空印案。

明沿元之故事，每年地方长官须遣官吏到京师户部，核对其所缴纳中央的钱粮、军需事宜。为免因为小的疏漏多次往返空耗时日，相关吏员往往持预先写成的空印文书到京办事，在查核无误后再加盖印信，并循为常例。

其实像空印案这种事，真要深究起来一抓一大把

洪武十五年（也有史载称是洪武九年），此事为朱元璋察觉，认为是官吏勾结作弊的欺君大罪，因此处死数百人，佐贰榜责充军者又有数百人。

此为洪武二大案。

3、郭桓案。

洪武十八年，朱元璋怀疑户部侍郎郭桓勾结吏部尚书赵瑁、刑部尚书王惠迪、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贪盗官粮，下令“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，赃七百万，词连直省诸官吏，系死者数万人。核赃所寄借遍天下，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。”（《明史·卷第九十四》）。

此为洪武三大案。

4、蓝玉案。

蓝玉是胡惟庸的老乡、常遇春妻弟，勇敢善战，屡立战功，其中以捕鱼儿海大破北元而名震天下，官拜大将军、凉国公。

蓝玉最大的功绩就是捕鱼儿海一战，基本摧毁了北元小朝廷

蓝玉手握军权却骄横不法，屡次触怒朱元璋。洪武二十六年，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，于是朱元璋将蓝玉处斩、诛三族，并剥皮实草，传示各地。同时蓝玉的军中僚属因株连被杀者达1.5万人，因此被列入《逆臣录》的包括傅友德、冯胜、王弼等一公、十三侯、二伯。

此为洪武四大案。

再给“四大案”定性：虽然不能说全是冤案，但其实都挺冤的。

“四大案”中，“郭桓案”为经济案件，“空印案”为行政案件，另两起只能定性为屠戮功臣了。

郭桓案——郭桓或许不冤，但冤的是粮商富户。

郭桓案中，郭桓的罪状是利用职权，私吞太平、镇江等府的赋税和浙西的秋粮，还巧立名目中饱私囊，导致大明朝廷共损失粮食2400万担——这可是个极其可怕又不可思议的数字。毕竟在该案爆发的那一年，明朝全部的粮食产量才约为2089万担（《太祖实录》卷一七六）。虽然有史料记载（没找到出处）洪武二十六年官仓储粮达7180万担，但是一个小小的户部侍郎，就能侵吞掉大明朝将近30%的储粮，也太过夸张了一些。

朱元璋专权而且勤政，据说一天工作18个小时、处理近千份奏章。尤其是粮食作为定国之本，突然间少了一年的产量、近三分之一的储备这种天大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发现不了？即便有瞒报、漏报，可别忘了老朱可是特务干预政治的首创者，锦衣卫连大臣被老婆揍了都能查到、市场物价波动也是每日一报，怎么可能对郭桓贪盗如此之巨无动于衷？再说还有御史监察，那可都是些为了求名连命都可以不要的主儿，郭桓即便勾结，也不可能堵住所有人的嘴。

锦衣卫没有小说里传的那么神，但是想瞒过其耳目也非易事

所以，郭桓案很可能就是朱元璋的一个钓鱼游戏。

郭桓贪盗应该不假，被株连的高官也许不冤，“赃七百万”看上去也不离谱，但是窃以为“核赃所寄借遍天下，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”——那些被逼无奈为郭桓等人补空缺的粮商富户被定罪为了协同者、被杀头抄家才是老朱的目的：能一下子搜刮将近全国一年产量的粮食以补国用，朱元璋是不介意砍下几万颗脑袋的。而且老朱也不用担心因此身负恶名，杀掉该案的主审官吴庸以平民愤就行了，反正对于深谙帝王权术的朱元璋来说，臣子就是替他背锅的，而且还用之不竭，多好！

空印案——可能是朱元璋为了“杀鸡儆猴”下的一手闲棋。

翻资料，发现不少人认为空印案是朱元璋的学识和见识问题——说实话，对此说只能付之一笑，因为这种说法实在是太小看老朱了。

朱元璋出身微末，最开始可能大字都不认识几箩筐。不过老朱极其好学而且肯下苦功，在成事、尤其是称帝之后，他的学识即便说不上出类拔萃，但也非常人可比。在见识上，他虽然有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，但是寻常的治政理事根本不在话下，要说朱元璋不知道“元时，官府府于文有先署印，而后书者，谓之‘空印’，洪武建元以来，相沿未改”（《中外历史年表》，翦伯赞主编，由三联书店出版）这类故事，可能性基本没有。

能写出《咏菊》的老朱，谁敢说他没文化？

这类旧习虽属于未成文法，但是确实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大有益处，若是相关官员事先呈报奏知，想必朱元璋也不会反对。可问题就出在两点——首先是相关官员没跟老朱提过这个茬儿，其次时间点比较敏感。两年前（洪武十三年）朱元璋刚刚斩了“不奏辄行”的胡惟庸，又罢左右丞相、废除中书省，摆明了是要削臣权、集君权，可是这帮不长眼的官儿们还敢以“旧习”为名自作主张，妄行“空印”之事，在老朱看来就是记吃不记打，属于再明显不过的“欺君”大罪了。

所以杀几百“长吏”、再充军几百人，应该是朱元璋的一招“杀鸡儆猴”——行“空印”事或许无错，但未禀明君上便妄自行事就是大罪。

这也算是老朱提前敲打了一下那些随他打天下、又随他治天下的功臣悍将——勿谓言之不预也，再不老实，下次宰掉的可就不是几个倒霉的“长吏”了。

胡惟庸案——朱元璋扫除集权路上的一块碍脚石。

老朱安在倒霉鬼胡惟庸身上的罪名一大堆，大体可以归纳为专权用事、任人唯亲、不奏辄行、阴杀大臣、妄传符瑞，而最严重的就是勾结边将、欲图谋反了。

还有那个神奇的太监云奇，能“预知胡惟庸逆谋，力阻高皇帝行驾，死瓜槌下”（《见闻杂记》），不惜一死揭穿了老胡的阴谋，也算是在大明王朝层出不穷的坏蛋太监中难得的一个正面典型了。

阉宦之祸是明朝政治特色，不过云奇这个太监似乎是臆造出来的

老胡这个人吧，才华是不用说的，骄横跋扈也可能是有的。不过他也算是朱元璋的老班底，跟在老朱屁股后边20多年，难道会不知道自己这位主公是个什么样的狠角色？ 在这种情况下还想造反，难道是嫌自己活得太长？

更何况想必老胡自己也明白“秀才造反，十年不成”的道理。

其实胡惟庸案说白了，就是老朱当上皇帝一开始搞的“复汉制、区胡汉”有点过火，他后悔了，所以要收臣权、集君权。

在朱元璋之前，皇帝想要集权在历代王朝中基本就是做梦

自科举制兴起，唐宋两朝的君权受到极大的抑制，“与士大夫共天下”成为当时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。可是在好猜忌而且权力欲极大的朱元璋眼里，这却成了对于君权的极大侵犯，是对帝国稳定的极大威胁，所以必须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，彻底废除以宰相制度为代表的文官体制。

早在洪武十一年，朱元璋便已下令“奏事毋关白中书省”（《明史·卷二·太祖本纪》），次年杀右丞相汪广洋，再次年杀左丞相胡惟庸、罢左右丞相、废除中书省，其事由六部分理。十年后，再杀李善长、赵庸、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，彻底摧毁了能对君权造成威胁的文官系统。洪武二十八年，老朱又对这个历经17年的大案做出总结，其实也道出了自己的初衷：

“自古三公论道，六卿分职。自秦始置丞相，不旋踵而亡。汉、唐、宋因之，虽有贤相，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。我朝罢相，设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门，分理天下事务，彼此颉颃，不敢相压，事皆朝廷总之，所以稳当。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，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，文武群臣即时劾奏，将犯人凌迟，全家处死。（《明会典·卷二·皇明祖训》）

所以什么专权、欺君、勾结、谋反不过是是个借口，以明朝刑讯之酷烈，三木之下，什么口供搞不出来？胡惟庸或许有罪，但最大的罪过，其实就是挡住了老朱集权的路罢了。

蓝玉案——太子朱标的陪葬品。

在没有蓝玉口供的情况下，《明史》和《明实录》将蓝玉谋反的证据归结为：其一为“玉不乐居宋、颖两公下，曰：‘我不堪太师耶。’”，就是嫌官小了；其二蓝玉认为“上疑我矣”。而《逆臣录》又给蓝玉添了几条罪状：蓝玉掌全国兵权，有造反的实力；太子刚死，太孙尚幼，压不住蓝玉；蓝玉手下很能打，而且听他的话；蓝玉的亲戚靖宁侯叶升被老朱杀了，所以他有造反的理由。

罪名是两条也好、六条也罢，其实大都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甚至可以因此将老朱归于“预防犯罪”的优秀典型。不过爱说大实话的老朱终究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，一不小心把他掀起蓝玉案的真正原因说了出来，那就是太子刚死，而太孙尚幼。

朱标若不早死，明朝可能是另一个模样，而且应该会好得多

朱元璋自立吴王后就册封朱标为世子，并作为接班人培养了他27年。而蓝玉在洪武中后期受到老朱的重用并得以执掌兵权、屡建奇功，最大的原因就是蓝玉不但与朱标交好，而且对其忠心耿耿——也就是说，蓝玉是朱元璋留下辅佐太子朱标接班的。

如果朱标能够顺利接班，以其宽厚仁慈的性格及跟蓝玉的交情，后者想必应得善终，弄不好还能成为一代名臣良将留名青史。而以朱标的人望和能力，后来朱棣基本无望再搞什么“靖难”，而且就算打起来也未必是以蓝玉为首的一干猛将的对手。

可惜朱标早死，朱元璋立皇孙朱允炆为嗣，而年轻的朱允炆显然没有资格让蓝玉这帮骄兵悍将俯首帖耳。未除后患，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将其屠戮，对于朱元璋来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。

所以四大案中10倍配资，要说冤枉，还属蓝玉最冤。

另插一句，四大案中，除空印案外，其余三案举报人或是主审官，事后都被朱元璋砍了——说起卸磨杀驴，老朱真是一把好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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